来源：：《人民日报》 (2005年01月26日 第十四版)

     关注理由

　　●2003年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富商杨斌和刘涌辩护，并为身陷囹圄的大连弱女子崔清辩护。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代理律师用3年时间扳倒禹作敏。

　　●1997年主持制定我国第一部《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

　　人们称他“中国刑事辩护第一人”。

　　1月6日，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办公室。57岁的田文昌，自然随和，思维敏捷，没有一丝傲气，没有一点老态。

　　他说：“律师，不以输赢论英雄。”

　　刘涌案没有高收费———

　　做疑难案子，摆脱不了学术情结

　　记者：您代理刘涌涉黑案，引起关注和争议，外界说您拿了几百万，如今时过境迁，可以说说吗？

　　田文昌：这种说法纯属天方夜谭！是不负责的炒作。该案收费不仅有合同有发票，而且也向北京市司法局和司法部汇报过，我不想多作解释。

　　律师办案要收钱，这是生存需要，但决不能收黑钱，更不能收钱不敬业，必须把服务放在第一位。

　　记者：当年同禹作敏打官司，有没有政治背景？您接案标准是什么？

　　田文昌：没有。被害人找到我，声泪俱下控诉。我觉得这事无法容忍，应该管，没收代理费，贴着钱打。

　　如今，全国多数敏感的涉讼刑事案件首先从我这里过。一年案源有上千件。自己能办的，一年最多只有几十件。在正常情况下，比较愿意办疑难案件，我还是摆脱不了学术情结，觉得有研究价值。做案子做到位，就忘记了艰辛、忘记了风险、忘记了金钱。

　　律师职责定位———

　　律师不是天使，不是魔鬼，也不是包公

　　记者：您常说把案子“做好”，“做好”是不是说要打赢官司？

　　田文昌：不一定。律师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赢要赢得光彩，输要输得潇洒。

　　什么是赢？什么是输？不是个简单概念。如果经过辩护，在法律上该判的没判，该杀的没杀，是赢吗？那甚至是一种悲哀。律师要从法律上，从证据上把事情做到位，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一个确属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经过律师辩护，仍被处以极刑，我们不能说这个律师输了。通过律师辩护，向社会昭示了法律的公正。有人说我“能把死的说活，把活的说死”，我不赞同。这是对律师职业的曲解。

　　记者：在一些敏感的案件中，律师帮“坏人”说话，经常被误解，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田文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对律师职责的准确定位。大街上擦皮鞋的，职责定位非常明确，不会拿鞋刷往脸上擦。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没有律师制度，讼师没有法庭上的权利，所以人们对律师太缺乏了解。

　　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他只能通过对司法程序的整体参与，来达到实现和体现正义的目的。

　　为什么要有司法？正义的标准要由法律来界定。司法实现正义最基本的机制是制约和对抗。律师是对抗中的一方，怎么能说你代表正义？律师只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这就是律师职责。你要是尽职尽责了，就为维护正义作出了贡献。不能把律师捧上天，他当不了包青天；也不能把律师踩下地，说律师替坏人辩护，就是坏人。

　　坚守职业准则———

　　律师不能出卖当事人利益

　　记者：您能举个例子，把律师职业准则说透些吗？

　　田文昌：有部电影说，一个年轻的女律师代理一方当事人，被对方当事人品德打动，就用一点小手段让自己的当事人败诉，让对方赢了官司。电影歌颂这个品德高尚的女律师。我不认同。她主观上的良好动机，我不否认。但是，她的行为，必须要批评。律师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她违反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出卖了当事人的利益。作为自然人，你有你的看法，但这个看法，不能代表法律的评价。

　　记者：有律师抱怨执业环境不宽松，您有什么看法？

　　田文昌：律师处境不尽如人意，但前景依然美好。中国法治建设仅仅走过了25年，其发展之快举世瞩目。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在所难免，不能以偏概全。律师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没有律师，就没有法治。我深信，中国的律师制度将与法治建设同步发展，这是党中央的决策和人民的期望，也是历史的必然。

　　●人物背景●

　　田文昌，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兼职教授。

　　1947年出生于吉林。1983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5年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1995年辞职创建京都律师事务所。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

　　1995年“下海”，他割舍不开的一是学术，二是教授身份。

　　一个律师，一个学者，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职业成就和他的思考力，使他无形中成为这个时代律师的代言人。
                                                              裴智勇  刘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