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手续办妥后，两人不约而同地长出一口气，一是庆祝“计划”成功，二是打破了双方父母对“假戏真做”的担忧。

　　最近3个月来，四川省宜宾县革坪村86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包括上至五六十岁的老夫老妻，下至20岁出头的年轻夫妇，这对于规模不大的革坪村来说，已经称得上“大事件”了。

　　刘方载和马秀云就是“离婚大军”中的一对。和其他人一样，促使他们离婚的是当地颁发的一纸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离婚后，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和补偿。

　　刚“离婚”就“复婚”

　　今年3月，宜宾县国土局发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4月19日，该方案经宜宾县政府同意后开始实施。革坪村等3个村民组属于征地拆迁范围。

　　据悉，按照该补偿安置方案，征地拆迁后的房屋安置以户为单位，在享受每人20平方米的还房面积基础上，符合分户条件的每户增加20平方米。

　　为了多获得这20平方米的面积，感情很好、还有一个孩子的刘方载和马秀云才想到了“离婚”的方法，“离婚之后，我们就回家准备搬家的事情，这个并不影响我俩的感情，只不过走个形式而已，等合同签了我们再复婚。”刘方载道出了他的计划。

　　突然增多的离婚人群，让柏溪镇民政办婚姻登记员官国荣经历了工作以来最繁忙的3个月。这期间，革坪村总共有55对夫妇在他那里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原因出奇一致，几乎全部是“夫妻感情不和”。

　　人数最多的一天，官国荣总共办理了10对夫妻的离婚登记，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以前官国荣每天的工作重心不在离婚登记上，而是在结婚登记以及民政办其他事务上，因为每天来离婚的人少之又少。

　　那一天，官国荣在办公桌前坐了一整天，只能让他们排队等候，有些办理离婚的夫妻还很急躁，一对夫妻由于离婚手续不全，无法办理，男方拍桌而起，嚷道：“什么资料不资料，你给办了不就完了！”官国荣从某些方面理解这些人，“他们也是被逼无奈，想要多得补偿，才会来离婚。多数会心平气和地来，还有一些会很忧虑，害怕难以复婚”。

　　这些天来，72岁的王运岭（化名）夜里经常从睡梦中惊醒，她害怕儿子和儿媳“破镜难圆”，白天常常偷偷哭泣，她的儿子劝慰她说：“我们签完合同，马上就去复婚。”

　　在革坪村“离婚大军”中，甚至有父子两辈人纷纷离婚，在离婚后，一个父亲两个儿子迅速变成了“单身汉”。拆迁涉及到的革坪、高峰、沙湾3个村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离婚。

　　宜宾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员朱安成也是在最近几天才闲下来，前一段时间来办理离婚手续的人也超出了他的想像，“到22日之后，才逐渐恢复正常”。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但有关工作人员表示：“村民来离婚是合法的，我们不能阻挡，只要是正规合法的手续，我们没有理由不办理离婚登记。”

　　与之前的离婚场面对比，官国荣现在的工作很“悠闲”，不过据他预测，新一轮的“复婚浪潮”又将袭来。现代快报

　　三大原因促成“群体离婚”

　　原因一：为就业

　　华北石油管理局有关部门曾经出台了一项“促进买断工龄下岗职工再就业政策”。

　　政策规定：单职工买断工龄的，可以再就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再就业。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再就业，但以离婚证为准。

　　这项政策促成了华北油田上“离婚潮”的爆发，相继有80多对夫妻纷纷离婚。

　　华北油田原职工张林（化名）今年45岁，孩子在上大学，父母、岳父母都在世，家里又有一个残疾的弟弟。原本他与妻子李玫（化名）同为华北油田的职工，日子还算过得去。

　　2001年的时候，华北油田下达了一份“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文件，于是张林被“买断工龄”。2005年7月底，一个消息让夫妻二人兴奋不已：男50岁，女45岁以下可以返岗。因为他们正在这个范围内。当具体政策一下来，张林夫妻“傻了眼”，因为文件规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再就业”，可后面还有这样一条“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再就业，但以离婚证为准”。

　　8月7日，两个人背着孩子和双方父母，拿着一份刚刚拟好的离婚协议书，用两个结婚证换了两个离婚证。虽然领了离婚证书，但张林夫妻还是住在一起，张林笑称这就是油田流行的“离婚不离家”现象。

　　但随后，张林一家的希望破灭。华北油田管理局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定，规定2005年8月5日以后离婚的不予承认，不能按照离异夫妻的条件安排再就业。而这几十对已经离婚的夫妻却认为要以8月5号的规定为准，并且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

　　原因二：为吃低保

　　北京西城区福绥境街道有关部门曾对该街道的30户低保户做过一份调查，有23对夫妻离婚后申请领取低保。其中20对夫妻离婚后已经领到了低保，3对离婚后申请低保待批；有20对夫妻离婚后既领取了低保，又生活在一起；有2对夫妻在离婚后领取到低保，但来往还非常密切。一些街道居委会反映，夫妻虽然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仍旧住在一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就有借离婚获得申请“低保”资格的嫌疑。

　　一居民今年3月申请低保，他本人是重残，无劳动能力。家庭成员是：妻、一子一女、母亲、岳母，共六口人。由于其妻有手艺，会做衣服，经常能接到做衣服的活儿。在申请低保时，街道给其认定收入每月800元，当事人不认可，故而申请低保未成。5月，他与妻子办理了协议离婚。离婚书中规定：两个孩子、两位老人（其中一人为妻子的母亲，也就是当事人的岳母）归重残的当事人抚养。妻子不给付任何赡养费、抚养费。

　　很明显，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包含他、二个孩子、二位老人在内的五口人享受到全额低保。而其妻子可以照样做衣服挣钱。

　　原因三：为拆迁多要房

　　去年7月份，为拆迁多分房，上海浦东十余对夫妻上演了一场“集体离婚”。

　　原本一户人家只能有60平方米的宅基地造私房，如果夫妻两人离婚了，就能多出40平方米的宅基地。“我们周围的村都已经被征地了，就剩下我们这里了。假如多40平方米的宅基地，赶快造起房子来，以后就能多分到房子。等到拆迁时，一家起码等于要多拿到十几万元呢。”一个村民这样说。

　　某村民说，现在离婚太容易了，那些离婚的村民告诉他，只要夫妻双方商量好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再弄两张照片贴在离婚证上就可以了。

　　一对离婚夫妇也表示，早在春节前他们就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是如今仍然生活在一起，孩子并不知道父母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只是有一张离婚协议而已，一张纸并不能算什么。”村民陈军说，动迁房一到手，马上就会和妻子复婚。

　　谁来约束“群体离婚”？

　　事实上，全国各地群体离婚事件屡见不鲜。在重庆市郊的人和镇，2006年5月，有1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再到复婚，这样的做法只是为了多分一间房子，但这起闹剧最终却使得很多人假戏真做，由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闹剧变成了悲剧。

　　“实际上，这是一种亵渎法律的行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假离婚是为了获得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它是一种欺骗行为，这和假离婚者的素质和实际利益有关。而上升为群体性离婚事件，则体现了离婚者的一种从众心理，“别人离，我不离，我会吃亏”，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就形成了“离婚浪潮”现象。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向婚姻制度提出了挑战，离婚是无门槛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代价，所以他们的离婚决定就会很轻率”。夏学銮说，“如果相关的民政部门明明知道离婚者是出于欺骗的动机，仍然为其办理，那这就是渎职行为”。

　　这种“大面积”的离婚现象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首先会对政府公信力、法律的威严产生影响，并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然后助长了‘不诚信’的现象，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婚姻制度产生了冲击”。

　　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副教授李娟建议，“事实上，婚姻制度和其他的一些制度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地方的拆迁政策、用工制度以及劳动保障制度。把这些制度完善起来，比如细化条文、界定‘户’、‘人’的关系等等，把离婚带来的漏洞堵死，才是亟需之举。”李娟建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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