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制度层面的应然角度讲，对于官员的行为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只要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就应认定为违法，及时启动问责程序，让“越轨”官员承担相应的政治或法律责任 

□第一看法

鲁生

　　安徽省合肥市市委原副书记许道明和合肥市商务局原局长江黎，是安徽有史以来第一对“厅+处”同堂受审的贪官夫妻。在庭审中，为了把“无法说明”来源的巨额家庭财产“说明白”，他俩大曝起了官场的“潜规则”。
　　两名“夫妻档”贪官在法庭上大曝官场潜规则，着实让公众大开眼界。同时，人们也十分疑惑：改革开放30年，几乎也是建章立制30年，在官场上为何制度之外还有那么多的潜规则？这些大行其道的潜规则对那些贪腐数额不断“升级”的贪官硕鼠起了什么作用？
　　所谓潜规则，是指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矩”。具体来说，就是看不见的、没有明文规定的，但却又被广泛认同、实际起作用的。对于一般社会生活而言，因为并非所有的事务都是“一黑二白”，道德和法律都无法提供完整无遗的行为规则，存在一定的潜规则可以理解。然而，对于接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员而言，因为必须奉行“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所以决不能依所谓的“潜规则”而行。
　　官场“潜规则”的盛行，充分暴露了我国反腐法律制度的漏洞，说明在现实中还存在明显的道德和法律都“不管”的模糊空间和灰色地带。而事实上这些官场行为的灰色地带，恰恰又成为官员消蚀意志放松思想警惕、走上腐败道路的麻醉剂和助推器。从法律制度层面的应然角度讲，对于官员的行为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只要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就应认定为违法，及时启动问责程序，让“越轨”官员承担相应的政治或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对官员的要求应该是“一清二白”的，决不能存在模棱两可。不仅要在道德层面进一步明确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而且还要在法律制度层面进行更加科学的设计，对于各种反腐概念进一步明晰化，否则，如果各种法律道德概念模糊，是非不明（比如“不正之风”等模糊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概念），就容易让违法违纪官员产生严重的侥幸心理，客观上纵容了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锻炼了他们的胆量，促使其逐步成为巨贪硕鼠。
　　以许道明、江黎夫妇曝光的官员“潜规则”为例，就很能说明问题。许道明说，工资外的收入远大于工资收入———不算购物卡之类，光是计划生育奖励，每年有三四千元，外贸每年给我们领导几千元，郊区区委办、市委办公室不在工资表上，可发不可讲的，每年少说也有几千元。他在市委分管劳动、人事、经贸、教育、广播、电视、经贸、开发区等很多部门，逢年过节几乎每个部门都能给千儿八百的。江黎也说，单位内部以工会、机关党支部名义发的钱，工资条上都不显示。出去参加业务活动，都不会白奉献，到香港参加徽商大会，4天时间发了3000港币，自己一分钱也不用花。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官员的工资外收入，是无法对外明讲的灰色收入。大量的、日常的、没有理由和法律、政策依据的收入，严重麻痹了官员的思想，使其放松了警惕，混乱了立场，面对主动送来的钱表现得像“温水中的青蛙”。那么，相关的问题是，这些单位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钱呢，没有根据地乱发钱又如何入账？看来，这方面的制度和管理漏洞是明显的。
　　所以，假如相关制度非常健全，落实非常到位，在管理和问责上采取“零容忍”态度，那么，一些单位就无法操作给官员乱发钱的“潜规则”，官员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不会收到动辄数千元的莫名款项，当他们收到行贿者的巨额贿赂款时就会慎重地掂量一番，或许就会将其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