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新修订的《律师法》正式施行。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多的执业权利，着力解决律师执业的“三难”问题（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同时，还明确了律师的职业豁免权，加强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人身保护。

近日，全国律师协会有关领导在云南对新《律师法》在我省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受历史以及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省律师的执业环境总体上依旧不容乐观。

“三难”问题还存在

云南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王峻告诉记者，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三难”之难不在于法律的规定，而是难在具体司法机关对法律的执行上。

记者从省律协了解到，“三难”首先表现在“会见难”上，我省很多地方对《律师法》的执行没有完全到位，有关部门还在执行自己原来的规定：即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要由公安机关审批并派员参加方可会见。

或者，办案机关虽然答复会见不用申请，但当律师依据《律师法》的规定到看守所要求会见时，看守所又以没有接到相关通知或者没有审批手续为由拒绝安排律师会见，到公安机关申请，又被回复不需要申请，使律师会见陷入两难境地。

在今年初，昆明一名律师到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会见一名犯罪嫌疑人时，由于没带起诉书而被拒之门外。后该律师将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告上法庭。

其次，新修订的《律师法》将律师的阅卷权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并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由于以前律师的阅卷权一般仅能在审判阶段才能行使，所以在实践中，相关部门的观念尚未转变，该条规定的律师阅卷权执行困难。

同时，新《律师法》虽然确定律师调查取证不再需要经过“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但却未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不配合律师调查的处理作出相应规定。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时有关人员不予配合的情况依然普遍。

据了解，侵犯律师合法权利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近一年来，我省就发生了律师在法庭上被对方当事人殴打致伤，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受到法官的非法拘禁，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被以“妨害作证罪”、“非法泄露国家秘密罪”、“伪证罪”逮捕等事件。

律师法执行需要配套法律衔接

新《律师法》生效后，与之相冲突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相应的修改，因而导致《律师法》实施面临尴尬。

《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而《律师法》则规定“无须批准”、“不被监听”。

律师的阅卷权上也有矛盾之处。《律师法》规定，在审判阶段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卷有关的所有材料。而《刑事诉讼法》则对律师阅卷权作了很大限制，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只能看到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和有关的证人名单。

《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打架”，到底该实施哪一部？这一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除了与刑诉法相冲突外，没有相关的配套法律也是众多法律界人士所呼吁的。

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万立律师介绍，新《律师法》规定过于笼统，对律师的很多执业权利仅仅是作出了一般性的权利宣示，缺乏关于律师权利受到侵害时救济途径的规定。没有救济途径作保障，权利难以实现，既无救济就无权利，在没有与新《律师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的情况下，救济途径的缺失导致新《律师法》的规定操作性不强，难以发挥到切实保护律师执业权的作用。

新法短期难改变律师执业现状

为了在我省更好地贯彻执行新修订的《律师法》，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牵头起草了《规范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有关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现已交付相关部门会签。部分政法部门已于今年8月会签了该规定。个别条款如律师会见的具体程序等正在与云南省公安厅协商修改中。

另据了解，针对律师“会见难”这一问题，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于今年4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保障律师在昆明地区依法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问题上作了明确规定，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在全省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其中，规定“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管部门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一位不愿具姓名的昆明律师表示，该红头文件在解决“会见难”的问题上，在昆明比任何一部法律都管用。

北京大学研究诉讼程序的法学教授陈瑞华认为，“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规定几乎都是宣言口号式，这样的规则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立法需要反思。”

记者 白开宇 实习生 肖 涵 闵 婕(云南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