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05年，当年经历过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杨养正被评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同为“八百壮士”之一的杨根奎看到也尝试着找到金堂县相关部门希望落实自己的养老金问题，但他得到的答复是：“那你只有去台湾找国民党给你落实政策。”

他，曾经在四行仓库作为敢死队长，血战沙场；他，曾经在日本战俘营作为苦力，死里逃生；他，曾经在“文革”时期作为“黑五类”，受尽折磨；他，作为一代抗战老兵，至今生活贫困……

是否该为老兵当年紧握钢枪的手，换上一束康乃馨？

突然出现的壮士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七十多年后，杨养正一直被视为“八百壮士”的最后一位。

杨养正病逝前的12天，2010年12月4日，一位90岁的老人悄然来到建川博物馆。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他抢过讲解员的话锋：“我当时就是守四行的。”接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时与日军肉搏的细节：“我抓起一把手枪，腰杆上别4颗手榴弹，带了40多个人冲了出去。有个鬼子兵端着刺刀长枪朝我刺来，我头一偏，刺刀在左额头上挑开一道血口子，我甩枪把他给撂翻……”

老人浓重的四川口音，让73年前那场著名战斗，重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老人自称杨根奎，90岁，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闻讯赶来的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为证实老人的身份，故意将谢晋元遇刺的地点说成在操场上，老人马上纠正：“不是在操场上。”

“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他找到谢晋元的雕像，摘下手套，脱帽，立正，敬礼：“团长，部下杨根奎，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抗战(战斗)结束，退入英租界。我给您敬礼了。”在蒋中正的雕像前，老人深深鞠躬之后，肃然立正：“蒋委员长，部下杨根奎给您敬礼了……”随后，他又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雕像依次敬礼。

在“中国老兵手印广场”，老人留下了右手的手印。他说，他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峥嵘岁月》，简直不敢相信真有纪念正面战场抗战的博物馆，于是让侄儿带他来这里。他掏出一个小木盒，推开盖子，里面是三枚铜质证章：“抗战胜利章”(编号6716)，“中训团军真蓉荣誉章军官证No.191”和一枚上有“24中队3909”字样的证章。“我要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把这三枚证章捐赠给建川博物馆。”杨根奎说。

杨根奎，这位“最后之后”的“八百壮士”，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八百壮士”

1921年3月，杨根奎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白果场(现白果镇)红庙村的一户三代铁匠的贫苦家庭。1936年农历正月三十在什邡参军。入伍前，名叫“杨耀辉”，入伍后改名“杨根奎”。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部队奉命开赴上海，部署于苏州河沿岸。10月26日，谢晋元副团长率领524团第一营接管四行仓库，掩护部队撤退。此时，杨根奎已升任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他清楚记得当年谢晋元的讲话：“我们坚守四行仓库，死守四行仓库，是牵制日军，掩护撤退，四行是我们的坟墓！”

将近800人的加强营，经淞沪会战的消耗，减员严重。杨根奎说，那时保卫四行仓库的总人数为397人。为迷惑日军，中国军队用“524团”代替“第一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

谢晋元将一连部署在四行仓库右翼，三连在左翼，二连在中央负责外围守备。杨根奎所在的二连三个排摆成三角形，打退敌人从左中右三个方向的疯狂进攻。此时，为后人熟知的“最后的八百壮士”杨养正，当时叫杨得馀，任524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他正带着一个排，约30人，守在四行仓库旁一幢三层高的砖瓦房中。

突围敢死队

四行仓库临近公共租界，日军不敢用海军炮火攻击，也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使用芥子毒气。于是，日军调来骑兵冲锋。杨根奎指挥机枪集中火力先打马。落马的骑兵步履蹒跚，成了捷克式机枪的活靶子。

日军的进攻非常猛烈。杨根奎回忆：“我们排的一个机枪手，被日军机枪击中，是连续中弹，整个人都被打穿了。正面的枪眼很小，背后却穿出碗口个洞，瞬间就倒地了。”

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也表示同意并保证中国守军撤退。10月31日午夜至11月1日凌晨，谢晋元带领376人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杨根奎的二连一排40人，作为突围敢死队，每人一支手枪，四颗手榴弹。按照预先部署， 部队用重机枪掩护杨根奎的敢死队。敢死队占据有利地形后，再掩护其他人撤退。英国人的重机枪也开了火。在这次战斗中，约有10人负伤，杨根奎左额头上被日军刺刀挑开一道口子，左手腕骨折。而杨养正被弹片夺去了左眼。凌晨2时，所有守军均完成撤退。

壮士沦为战俘

此时，松井石根反悔了，威胁英国方面，如果让谢晋元部离开，就要入侵租界。于是，谢晋元部被英军没收武器并限制自由，沦为“国际俘虏”，送至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

此时，蒋中正晋升了所有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杨根奎也被晋升为上尉连长。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三年后，1941年4月24日凌晨5点，谢晋元被刺杀身亡。“八百壮士”无限悲痛，决定铸造谢团长纪念像章。杨根奎说：“这枚谢晋元纪念章，孤军营每人一枚。后来它就是我们‘八百壮士’的身份证明。”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八百壮士”沦为日军的俘虏。他们分别被遣送至杭州、孝陵卫及光华门(南京)做苦役。杨根奎和杨养正都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一个月后又被送往芜湖裕溪口抬煤炭。杨根奎说：“那里既有国民军也有新四军，还有一些老百姓。”

裕溪口煤矿的俘虏生活非常艰苦。在那里，吃不饱、穿不暖、劳动强度高，战俘病了就埋在煤堆里烧死。杨根奎所在的战俘第二中队的中队长，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长，他告诉杨根奎，附近不远就有新四军活动。杨根奎决定策划一个越狱方案：战俘们以削尖的竹竿作为武器，兵分三路，相互掩护，偷袭日本人的据点，抢夺武器，集体突围。但越狱前一天，日军突然将战俘集中起来，周围架起机枪。杨根奎被单独抓到炮楼上吊了起来。

越狱越狱再越狱

“几十个日本宪兵轮番打我耳光，脸肿得像馒头，鼻血长流，还有刺刀逼着，骂我大大的坏。”杨根奎说，宪兵队长单独审讯，问我为什么要逃跑？我想，大不了一死，也就毫无顾忌地声讨战俘营的非人生活。宪兵队长听了勃然大怒，却把火发到煤矿经理田中身上。之后，战俘们的日子略微改善，我休养几天后，又开始劳动。

第二次越狱发生在半个多月之后。发起此次越狱的是524团的机枪连连长雷雄。收工返回战俘营的途中，经过一段没有铁丝网封闭的铁路时，突然有人喊“快跑”。杨根奎将他前面的满洲兵打晕，夺了三八步枪撒腿就跑。但他发现枪里居然没有子弹。后面有炮楼上的机枪扫射，逃跑的人相继倒下。杨根奎扔掉枪，趴下躲避子弹。等到枪声停止，已没了再逃的机会，只得回到了战俘营。

晚上点名，日军认为他上次被打得半死，这次估计没有胆量再跑，也就没有追究。这次成功逃脱的人中，就有杨养正。杨养正得到附近新四军的救助，辗转回到重庆。

不久，杨根奎等被送到南京浦口煤矿，管他们的工头正是在524团当过传令兵的谢友杰，他在淞沪会战初就离开部队回了家，他答应帮助杨根奎逃出去。一天，南京遭到盟军和中国空军的联合轰炸，炸坏了长江上两艘渡船中的一艘。为了抢运煤炭，日军要战俘通宵加班。天全黑了的时候，谢友杰来找到杨根奎，说：“给你们准备好了。”这次准备逃跑的四人是：杨根奎、第二连连长邓英、第二排排长曾国良和其他部队的一名勤务兵张铁久。四人藏在谢友杰两口子睡觉的大床下面。大床下面挖了坑，周围的床单垂下。

谢晋元纪念章的荣耀

日军发现少了人，便四下搜查。待到日军走远，四人便爬了出来，吃过香喷喷的蛋炒饭，谢友杰发给每个人好几百元汪精卫伪政府的“储备票”，给杨根奎一个战俘工头专用的袖章，让他们出去后到浦口坐火车前往石泉县，找游击司令部。

四个人越过铁丝网，一路跑到浦口火车站。因为杨根奎会一点简单的日语，邓英便安排杨根奎去买了车票。检票上车都没有发生意外，车行至石泉县，上来个汪精卫的和平军盘查。和平军问杨根奎为什么带着战俘工头的袖标却要去石泉县。杨根奎谎称姑妈嫁到这里，他去投亲的。临走时，这个和平军士兵还提醒杨根奎“附近有新四军活动，注意安全”。

逃出沦陷区之后，杨根奎四人但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拿出“谢晋元纪念章”到沿途的部队、各级政府亮明“八百壮士”的身份，就一定会受到盛情款待和慷慨资助。

1945年8月10日，投奔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第十战区的杨根奎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次日，第十战区政治部给杨根奎签发了差假证(相当于通行证)，每人一套新军服和几百元路费，资助他们回重庆。行至河南南阳，杨根奎遇到原川军29军副军长、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孙震。孙震告诉杨根奎，不用去重庆了，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的。杨根奎想，抗战都结束了，还是回家吧。他给家里写了封信，寄了张照片。当初一同逃出战俘营的另三人则留在孙震处效力。胡宗南得知杨根奎是当年的“八百壮士”，便亲自给他签发差假证，还发了路费5万元。杨根奎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匹布，算是衣锦还乡了。

噩梦般的日子

杨根奎回到四川金堂白果场的家里，不久就订婚了。昔日的打铁营生已经难以度日，他到了成都，被录取入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之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任命他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四川新繁上任。此时已是1949年12月。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无奈之下，杨根奎又回到了白果场的家里，随即听说124军起义了。

家乡金堂县白果场，杨根奎用旧名字“杨耀辉”过起了昔日的铁匠生活。同村人只知道他当过国民党兵，无人知晓他的军官身份、“八百壮士”的身份。尽管如此，在“四清运动”中，他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杨根奎将珍藏多年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高板区派出所，欲证明自己虽是国军编制，却是抗战军人，从未打过内战。但此举却给他招来更大的祸患，纪念章被当场没收，人被当即关押，赶了二十多里路到派出所送饭的大儿子也被拒之门外。

“文革”中，杨根奎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杨根奎回忆起“文革”那段和裕溪口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说：“当时最恼火(痛苦)的是，(造反派)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一无所有”

在“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把国民党的伪军官杨耀辉抓出来”的口号声中，杨根奎明白，仅仅暴露了国民党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223师少将副师长”，哪怕是连长排长，他也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位隐藏着昔日英勇故事和英雄身份的壮士，默默忍受着一次又一次非人的折磨。

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发生了。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杨根奎身着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面对“罪证”，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幸运的是，他只在当地使用的名字“杨耀辉”，在国军档案中始终没能查到记录，加之多年磨难让杨根奎过早地苍老，最终让他躲过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在那段苦难而漫长的岁月中，“杨根奎”三个字，曾经成为这位“杨耀辉”最恐惧的噩梦。这让人想起南京日本投降仪式上曾担任警卫营长的赵振英，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自己也觉得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不敢提及、羞于提及。

待到那场全民族的噩梦逐渐醒来后，家人和邻居才渐渐从杨根奎的口中听到“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些昔日无比陌生的故事。杨根奎如今不必再隐姓埋名，可以自豪地讲述他的抗战故事了。但当被问及这些年来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时，回答竟是“一无所有”。

“我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啊！”

九十高龄的杨根奎，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退休金。老人有8个子女，目前和小儿子一起居住。全家有六七亩地，以种地和外出打工为生。2005年，杨根奎看到杨养正被评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报道。杨养正获得的认同，让杨根奎欣慰。他尝试着找到金堂县相关部门，但他得到的答复是：“那你只有去台湾找国民党给你落实政策。”讲到这些，老人颤抖的声音中，有一丝无奈、一丝酸楚：“我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啊！”

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引用父亲当年形容二战老兵们心境的话说：“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老兵在慢慢凋零，一代抗战老兵的荣光，永不凋零。该为老兵当年紧握钢枪的手，换上一束康乃馨了！

(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