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开始之前，我想不妨先和读者诸君探讨几个问题：
很多人都关心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出口，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这种模式包括发改委都在呼吁改变。但是讲了十几年，依赖度不降反升。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继续依赖投资、出口?
为什么中国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GDP增长速度?为什么老百姓的收入增速总是慢于GDP增速?为什么国家日益富有，基层百姓却直呼生活成本太高、压力太大?
【百姓收入与民间消费被抑制】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多年所作的贡献总体上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
1980年，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约占22%，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2006年已占世界GDP份额的16%，翻了3倍。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很明显。
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与上述问题有关--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把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些钱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花这些钱。我告诉他：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
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负面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架构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为了民众的终极幸福。做基础设施投资当然必要，但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必须围绕人的幸福感的最大化。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最近的35%。与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番。
所以，我们从总体上看到两大趋势：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起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美国的政府消费1952年时跟中国同时期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近年来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
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之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巴西在1950年，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1950年，巴西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总体上没怎么变。
对这些国家做过分析，就会发现两个结论：第一，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若能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便难以膨胀，难以失控。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
如果读者觉得上述例子只是挑选出来的，不具普遍性，我还可以告诉读者我与朋友做过的一项包括70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其中一项分析结果是这样的：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根据GDP的增长而增长的这个系数就越低。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从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越高，就越会抑制百姓收入、抑制民间消费。
【民间消费是如何被抑制的】
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投资预算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个人、家庭每天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时，会考虑两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劳动报酬等收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产性收入，就是资产升值，或者说财富型、财产型收入。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所有的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差别就大了，因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它们升值再多，尽管名义上说全民每个人都有一份，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他会说：“你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跟我们每天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
在1998～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美国当时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最高时只是4%。但在美国，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速还要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
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上、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当然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人民币的利润了，这些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在目前的情况下，转移的通道是封闭的。当然，有的读者会说，如果像现在股市和资产都在缩水的时候，老百姓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不是更能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吗?但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财产会贬值，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今天还是市值几万亿元，老百姓不拥有这些股权当然不会面对财产缩水，但也不拥有这些价值。更何况，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长远看资产是升值的。
【农民的纯收入增长最慢、最少】
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哪个群体分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的征税权基本不是由全国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门掌握，差不多各部门都有权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以对现有税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调高税率，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
那么，在宪政层面，征税权不受制约给中国社会这三个群体带来什么影响?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货膨胀的影响，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政府切走的蛋糕，在过去十几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到底有多大?为了有一个比较对象，我们先看看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1766年，朝廷的财政税收约为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廷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
再来看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说，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是由国家包办的。也正因此，需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减少了一半，不过还是远大于乾隆时期，也是美国政府的两倍。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还要大。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改革的确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这不是很好吗?
事实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因为当财政预算是暗箱操作时，靠什么制度机制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不具可比性，那么巴西同中国应该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我们不到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
【经济模式不转变，民富只能是愿望】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它们当时基本没有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包括军工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过头看，尽管1970年代、19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我们今天在生活中用到的各种科技，特别是跟生产力、生活有关的技术，家电、电脑、汽车，等等，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他们的发展离民生太远，距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这里我不是说由政府官员做投资决策、做开支决策的时候，他们会不负责任，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很好，但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以及大工业项目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的领导们看得见，才能对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
相比之下，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
归根结底，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从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
如何改变?我依然主张两点：
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国民权益基金中，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很多人对此有不同反应。但中国下一步怎么走，需要大家多提些切实诚恳的意见，需要大家去观察、收集真实的数据，并做一些可靠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