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本案被告人李某里的辩护律师，为履行辩护职责，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李某里没有购买黑熊，也没有联系卖主。公诉机关关于“李某旗、李某里各人购得三只黑熊”的指控不能成立。

我们先看看三人的供述。李某里供述：其当时是给李某旗的马戏团打工；提议去云南购买黑熊的人是李某旗，其跟马某一样都是受李某旗邀约去西双版纳参加本案的；作案的车是李某旗的，去西双版纳的油费、通行费、吃住费等一切费用均由李某旗支付；马某负责开车；联系卖黑熊的人是李某旗；买黑熊的钱是李某旗支付的；黑熊都是李某旗购买的，其一只都没买；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其仅仅只是根据李某旗的安排，坐了个本地人开的摩托车在前面带路，其它什么都没做。李某里的多次供述都是一致的，可信度比较高。马某第一次供述：是李某旗提出到云南贩运黑熊的，李某旗邀约他参加本案的；当时是李某旗和对方（卖方）谈的；黑熊是李某旗买的；李某旗付了多少钱不知道。马某后面的供述改称是李小六（李某里）联系买黑熊，是李小六付的钱。马某的供述前后矛盾，其第一次供述应该比较真实，以后改口供意在保护其朋友李某旗。李某旗一开始供称是他、郑某动、马华三人作案，后又称郑某动没参加，是他、马某和李某里三人作的案。关于所付买熊款，李某旗一会说在广东汇款的，一会说是在打洛付的现金，一会说付了6000元，一会又说付了8000元。李某旗的供述前后矛盾，经常反复，其称李某里联系卖主、其与李某里各买三只的说法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不足采信。

三个作案人口供的关键部分相互矛盾，案情存在疑点。关于黑熊是谁买的这一情节，李某里说是李某旗买的，他是应李某旗之邀，陪李某旗来买熊的，他一只都没买。马某也说是李某旗买的。李某旗说其和李某里各买三只。谁联系的卖主呢？李某里说是李某旗联系的。马某先说是李某旗联系的，后改口说是李某里联系的。李某旗先说是郑某动联系的，后改口说是李某里联系的。根据李某旗和李某里的口供，李某里当时是为李某旗的马戏团找工的，他马戏团都没有，买熊来干什么？要买也只能是帮李某旗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起诉书仅仅根据李某旗的口供，即指控李某旗与李某里各购买三只。该指控明显违反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在证据有疑点的时候，疑点利益应归被告人李某里。根据法规规定，不能认定李某里单独购买了黑熊，不能认定是李某里联系的卖主，只能认定李某里参与本案，找过摩托车带路。

另外，指控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证据也不太充分。既然说是收购野生动物，应有买卖双方才行。为什么只见买方，不见卖方呢？仅有买方的口供，没有卖方的口供，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说是收购，付了多少款都没查清，口供相互矛盾。

二、本案是三人共同犯罪案件，李某里是从犯（帮助犯），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已判刑的李某旗、马某都要小，依法应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其处罚应比李某旗、马某轻。在本案中，李某旗组织、指挥、提供交通工具、提供费用、联系卖主等，系主犯。马某全程开车，协助装运黑熊，系从犯。李某里只是找摩托车司机带路，系从犯，其作用比马某都要轻。

三、本案社会危害性小。所涉野生动物全部来自国外，不是我国的野生动物，没有破坏我国野生动物资源。所涉野生动物没有运到目的地广东，在西双版纳就全部被收缴，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可以从宽处理。

四、本案在公安机关布控之中，犯罪不可能得逞。卷宗第二卷第3页《公安局电话记录》记载：公安机关5月5日接到匿名举报电话。第二卷第4、5页《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5月5日立案。而交易是在5月6日晚10时以后进行的。公安机关早已在被告人必经之路设卡，布下天罗地网，犯罪根本不可能得逞。事实上本案就是被森林公安机关事先知道后，堵卡查获的，犯罪确未得逞。

五、李某里是初犯、偶犯，且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有坦白和认罪、悔罪情节。可从宽处理。

六、李某里及其家属自愿依法缴纳罚金，为其行为赎罪，以求宽大处理。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关于“李某旗、李某里各人购得三只黑熊”的指控不能成立。李某里没有购买黑熊，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只是从犯（帮助犯），李某里具有诸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建议对李某里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谢谢法庭！

李某里的辩护人：昆明许思龙律师

201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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