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时报记者 程浩

　　聊了两个多小时，许思龙不止一次提到“变通”这个词，他说自己生活中并不像开庭时表现的那样“爱钻牛角尖”，而是一个随和之人。

　　就在采访前一天，在五华区法院北门法庭的庭上，面对被告代理人，许思龙咄咄逼人，一遍又一遍追问对方：“林丹、谢杏芳用不用（产品）？”期间，旁听席笑成一片，他浑然不知。

　　这是一起因转基因产品标识太小引发的公益诉讼。许思龙，是此案的原告代理人。

　　2007年至今，自生活条件改善后，他开始热心公益，并不断利用微博、博客发声。许思龙说，对于公益，他希望做个推动者，而不是行动者，“人要懂得变通，不要老钻牛角尖，自己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他又一次提到“变通”。

　　放弃“铁饭碗”自学法律

　　许思龙是半路出家做的律师，2004年之前，他在老家昭通镇雄的烟草公司工作，是个“铁饭碗”，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时间自由，离家近，很多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即便那几年，烟草公司效益逐年下降。

　　许思龙的想法不太一样，他担心继续待在烟草公司，之后的生活会没有着落，而且他也不愿意这么朝九晚五地生活下去，“一辈子能看到头，还有啥意思。”主意打定，拿着几万元的补偿，他离开了工作11年的地方，只身前往昆明，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

　　许思龙不是没有准备，从学校毕业后，他就开始自学法律。当时的想法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烟草公司干不成，也不至于饿死。”

　　自学对他不是问题，“我从小就是学霸，成绩从来没掉过全班前三名。”时隔多年，在白马小区一家茶室，提起小时候的成绩，许思龙仍有些得意。

　　但即便如此，对于当时还只是18岁，从云南冶金专科学校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且从没有接触过法律的他来说，还是有些困难。许思龙开始借助闲暇时间自学，“别人打麻将、打扑克，我就看书；别人睡觉，我还在看。”几个月后，“我通过律考，成绩是当年昭通地区第一名。”那一年，是1998年。

　　之后，许思龙一边上班，一边在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做兼职律师。因资历浅，他多是帮亲戚、朋友代理一些案子，“没赚什么钱，权当打基础了。”至今十几年过去，代理的第一起案子是什么，他已记不清了。

　　从职业律师到公益律师

　　到昆明后，因为没熟人帮助，许思龙案源非常少，每月只有2000元至3000元的收入，“虽然和在烟草公司拿的差不多，但无论是消费水平，还是精神压力，比之前过犹不及。”

　　那几年网络兴起，为多赚点钱，许思龙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昆明律师服务网，将代理的案子发在上面。这一招效果不错，没多久，来找他打官司的人慢慢增多，月收入也从之前的两三千元增至5000元，跟着到了万元。没几年时间，他靠赚来的钱在昆明买了房和车，“总算是扎下了根。”

　　“人只有在生活条件好了后，才会关注自身之外的更多事情。”许思龙笃信这一点。此后，他开始在网上实名发布一些时事评论，表达自己的态度。

　　原本用来寻找案源的网站，从此成了许思龙表达观点的地方，他也在赚钱的同时，关注起了公益。

　　除了表达态度，很多时候，许思龙还忍不住“插两手”。去年5月，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之后被转为收容教育6个月。恰好在此事件发生前的半个月，包括许思龙在内的77位公民将一份《公民建议书》快递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民建议书》建议依法对《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并予以撤销。

　　他寄《公民建议书》的行动，缘于多年前代理的一个案件。

　　许某在昆明打工、做小生意10多年。2010年7月，因涉嫌嫖娼，许某被昆明市公安局某分局处以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后公安机关告知家属，拘留后可能人还出不来，要被收容教育。

　　许思龙为许某写了一份《请求不予收容教育申请书》，并提交到该案所辖公安局。最终，许某拘留期满后，没有再被收容教育。

　　从对收容教育制度几乎一无所知到成为许多人求助的对象，律师许思龙只用了两份文书——为许某写的《请求不予收容教育申请书》和《公民建议书》。前者让他的当事人免于收容教育，他希望后者能让所有人都免于收容教育。

　　从推动者到行动者的变通

　　去年8月14日，许思龙通过微博发起了一场针对“转基因食品标识不显著”的法律行动，指出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普遍存在标识字体极小，消费者难以辨识、极易混淆的问题，并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他表示将发起法律行动。截至目前，全国已有87名代表响应该行动。也因为此，在某媒体盘点2014年中国转基因十大争议事件时，许思龙发起的转基因标识诉讼入选。

　　12月2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该草案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等内容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果“转基因食品未按规定标识”，有可能承担没收违法所得、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处罚。许思龙觉得这其中有自己的功劳，“最起码推动了这件事的进行。”

　　今年1月21日，作为原告代理人，许思龙与销售、生产转基因产品的商家、厂家的代理人在庭上进行了唇枪舌战，目前此案尚未宣判。当中，他就提到了上述修正草案。

　　推动某件事向好的方向发展，是许思龙作为公益律师的出发点，“一方面，作为一名能养家糊口的律师，我有职责做这些；另一方面，我还需要养家糊口，目前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推动某件事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向相关部门提交申请，或发微博和博客，利用我微博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形成足够强大的行动力，有力促进相关法律法规趋向完善。”他说。

　　许思龙如此考虑的原因，除了养家糊口，“我也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他坦言，“年过不惑，我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来自家里，对于许思龙的公益身份，家里人认为他是“不务正业”，许思龙不得不考虑家里人的想法，“我尽量不做行动者。”

　　可“转基因标识不显著”的法律行动，他还是参与了，甚至坐上法庭，与食品经销商唇枪舌战，“我也没办法，总得有人做吧。”他有着自己的无奈，不过他说自己会慢慢变通，目前他做的，“就是身体力行地去探某一件事的红线，探到了，如果没事，我就赢了；相反，如果有事，我就只能认栽。”

　　庭审结束后，许思龙第一时间将过程发上微博，值得兴奋的是，同样关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知名主持人崔永元转发了此条微博，并“支持@昆明律师许思龙”，“值了！”许思龙笑笑。

　　人物名片

　　许思龙

　　41岁，昭通镇雄人，云南同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2007年至今，自生活条件改善后，他开始热心公益，并不断利用微博、博客发声。

　　对话

　　关注公益是职责所在

　　都市时报：怎么会关注公益呢？

　　许思龙：职责所在吧，也是自己闲不住，总得有人做吧。

　　都市时报：平时与你联系的公益律师多吗？他们怎么看你的行为？

　　许思龙：还是比较多的，但都是通过微博认识的，真正见面的不多。他们很多和我一样，本只想做某一件事的推动者，但做着做着，最后也都成了行动者。没办法，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这需要一个过程。

　　都市时报：你参与了那么多公益事件，目前有进展的多吗？

　　许思龙：很少，除了这次的转基因标识不显著的法律行动有些进展外，有些申请或行动也得到相关部门回复，但结果和我预想的仍有差距，或者说我不满意他们的回复。